唐朝武德年间，为削弱隋朝旧制影响，废除郡级建制，推行州县二级制，全国大量增设州县，州数达300余个。安徽境内设立的古严州就是这一政策的产物。
武德四年（公元621年），安徽严州诞生在皖西南宿松县境内的严恭山下。这里北枕大别山余脉苍莽的脊梁，南临万里长江浩荡的波涛，控扼吴楚咽喉，古驿道穿境而过，为江淮防线要冲，地理位置险要非凡。在唐朝军队与辅公祏等江淮残余势力激烈角逐的烽烟里，严州以其特殊的区位，成为舒州总管府（治所在怀宁）支撑前线、转运粮秣、拱卫后方的一道无形堤坝，默默承载着唐朝这个新生王朝稳定东南的重任。
安徽宿松的严州仅存在于唐武德四年至七年（621~624年），存续不足三年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：“宿松，武德四年以县置严州……有严恭山。”“严”字借自山名。作为临时军事管制区，严州仅辖宿松县（后增辖望江县）。其职能限于唐初安抚江淮的权宜之计，并未形成稳定的行政体系。
宿松严州的记载除了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地理志片段，主要见于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及明清《安庆府志》《宿松县志》。史书对“置废严州”仅寥寥数语，均未嵌入宏观的历史叙事。宿松严州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逐渐湮没、沉寂。
宿松严州虽是昙花一现，其意义却远超其短暂的存在本身。
首先，它是唐初在江淮大地上一次重要的行政实验。武德年间，全国州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旋即又因“地狭民稀”或“务从省并”而大量裁撤。宿松严州由置到废，正是这场规模浩大的地方治理探索与效率优化的鲜活缩影。它如同一块试金石，检验着新政权的控制力与行政成本间的微妙平衡。其次，宿松严州这片土地的血脉里，早就沉淀着远比唐朝更古老深厚的人文基因。早在东汉，这里就是松滋侯国的所在地。严州的设立，仿佛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道桥梁，无形中接续了这片土地独特地缘身份与文化薪火。
与宿松严州的沉寂、淡化不同，历史上还另有一个同样名为“严州”的千年古州。它在浙江的钱塘江畔，其命运轨迹与安徽的“严州”判若云泥。浙江严州（睦州），自唐武周时肇基，直至民国初年才废府，存续千载有余。地理位置上，它扼守三江汇流之要冲，是徽商巨贾扬帆入杭的必经门户。地方人文方面，它因范仲淹的德政、陆游的诗篇、朱熹的讲学，以及方腊起义的烽烟、太平天国的血战等等，而深深镌刻进了中华文化的历史记忆。一部部《严州图经》，一卷卷《严州文献辑存》，乃至今天的“宋韵严州”的文旅盛景，都在通过持续的事件叠加、文化深耕与学术传承，把一个古地名淬炼成为放射光芒的地域符号。
反观宿松的严州，却没有这样的幸运。其实，在宿松严州的山水间，并不缺少浓墨重彩的精美华章。严恭山庄严灵秀，山间古佛千年，曾流传禅宗五祖弘忍驻锡的传说，石壁镌刻着“南无佛顶首楞严”的佛偈，“严恭石道”亦仙亦佛，玉屏峰铭记着明代史可法“四顾云天倚玉屏”的绝唱，云天岭回荡着烽火抗日的悲歌。明末史可法、张献忠血战丰家店惨烈悲壮，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于此血战……无数慷慨悲歌、铁血烽烟，无不以“严恭山”或“玉屏峰”“淳风堡”之名载入方志。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于此地华严寺编纂《文选》，首任县令张何丹在此留下仙田瑞谷的美谈。
然而，严州废后，宿松复归舒州，历史的光辉更多地凝聚在一座座山名、古寨，以及县乡的名号之下，“严州”二字，彻底沉入水底，化作一声幽叹。这些璀璨的文化碎片，如同散落的明珠，从未串联进“古严州”的叙事之中。松滋侯国的青铜遗韵、仙田瑞谷的文脉、严恭山的佛踪、古寨群的烽烟，始终处于零散状态。
悠悠千载，山河无言。我们需要的，或许是站在这片浸透铁血与禅思的土地上，以历史的视野，去缝合那些散落的光阴碎片——将松滋侯国的古韵、唐代严州的建制尝试，熔铸于皖西南吴楚雄关的独特叙事之中。唐时州城在这里虽仅存三年，但在文化记忆中，也能穿透迷雾，获得新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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